寒假回到老家，在老房子收拾杂物时拾得一双水胶鞋。蓝色的，上面布满了灰层，脚后跟有一块补疤，鞋底里面是发霉的稻草。
顿时，记忆开始翻滚。
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出生在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与重庆市彭水县交界的一个小乡村里。那时交通十分闭塞，虽隶属于沿河县辖区，但距离县城却要坐上一天的大巴；哪怕去镇里面往往需要四五个小时的车程。乡里仅仅有一条公路，且是泥巴路，也是通向外界的唯一的交通要道。而乡里所有的村子都还没有公路，我所在的村子也不例外。只有一条原始的小路，路上布满了人和各种牲畜的脚印，坑坑洼洼，遇上雨季，路上积满雨水，尤其是水牛的脚印，又深又大，积水最多，活脱脱一个小陷阱，稍不注意一脚踩下去，可淹至小孩膝盖。
就是这样一条路，导致水胶鞋十分畅销，一家几口人便有几双水胶鞋。一下雨，一家人齐刷刷的换上水胶鞋。
即便是有了水胶鞋，也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记得那时候自己个子小，是大人口中“不会走路”的类型，走路时双腿间的裤子总是擦过去，擦过来，以至于只要下雨天，裤子的裆部便沾满了稀泥。要是一连下个十天半个月，母亲睡前便会将沾满稀泥的裤子放在灶头上烤，等我第二天上学时再用手搓掉裤裆上的泥巴。时间一久，母亲又想到一个招儿，她找来几块破布，缝制成像两双长筒丝袜似的样式，上学时套在我的裤腿上，用绳子系住，这样一来里面的裤子便能保持干净。
冬季，装备则更加齐全，除了脚上穿着的水胶鞋和裤腿上套着的“丝袜”，穿水胶鞋之前，为了防止孩子冻脚，每个母亲还会找来干稻草，折叠成鞋垫的样子，垫在鞋子的底部。这样还不行，她们会再找不要的衣物，撕成几块，在孩子的脚上裹上几圈，称为“裹脚布”，再穿水胶鞋。当然，这些是家里拮据的人的做法。家庭条件稍微好点同学，他们将稻草替换为加绒的鞋垫，“裹脚布”替换为两双袜子。书包里再背上一双干净的棉鞋，用塑料袋装好，到了学校便拿出来换上；放学后，又脱掉，换上水胶鞋。
那时候，父亲在给别人建房子，所用的泥浆不是水泥，而是有黏性的稀泥。和泥的时候父亲便穿上他黑色的水胶鞋，在泥浆里面踩过去踩过来，将一双黑色的鞋子穿成了黄色。
路不好，除了人不好走之外，过往的车辆也常常遇到困难。每次车经过乡里那条公路时，尾部便会冒出黑黢黢的浓烟，后轮不断地向前爬，时常溅起很多稀泥；有时候路上实在太滑了，后轮无法抓地，动力无法传送，不能驱使车辆向前。这时，司机就会下车在路边找各种石头垫在后轮底部，增大车轮的摩擦。然后，再上车，飞快地左左右右转着方向盘，身体也跟着手的扭动而不断左摇右摆，好像自己的花的力气比车还大。要是这样仍然没用，司机只好下车，请亲朋好友来帮忙推车。
人们在车屁股用力，司机在驾驶室里用力。
“一、二、三、预备起——嘿呦，嘿呦——”。
“一、二、三、预备起——嘿呦，嘿呦——”。
……
车成功驶出“沦陷区”后，司机便拉上手刹，下车给每人递上一支烟，找个地方坐下，吹几句牛皮，抱怨这路太烂了，早该修了！人们此时往往也会义愤填膺，说修路的事。但最终没人付诸实施。
记得，第一个提出修路的人是我家隔壁的一个姓刘的男人，他刚从广州打工回来，买了一辆太子牌摩托车，据说花了好几千块钱。虽然乡里的路不好，但是他还是经常骑着他的太子摩托到处走，稀泥时常飙到了车的油箱上面也不在意。村里没有公路，他无法骑回村里，只能将车停在乡里的亲戚家。所以，村里很少人见过他的太子摩托。
当他提出在村里修路时，几乎没有人相信，也没有人支持，除了和他一起出去打过工的见过世面的几个人之外，其他人都认为他是为他自己修路。
因为人们听说他买了一辆摩托车。
这件事拖了一个月之后，他去村里找了村长和支部书记。村长和支部书记拿不定主意，只是听说他买了一辆摩托车，还是太子牌的，心里不免有些害怕。好酒好菜招待他之后，便托词此事事关重大，需从长计议。
多年来，村子里除了那个死去的酒疯子田老二之外，他是第二个让人们觉得发疯的人。而我从父母口中得知他有一辆摩托车后，我每天都在同学面炫耀，我家隔壁的邻居买了一辆摩托车，还是太子牌的，虽然当时我不知道太子牌是什么意思，但肯定很厉害。因此，那段时间我也成了班级里的焦点。
修路的事直到第二年又才被他提起。他这次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在某个傍晚，他打着村长支部书记的名义在家设宴邀请了村里每户的男主人，村长支书也来了。饭后，他把没来的人骂了个遍。
尽管这样，仍然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赞成修路，于是，他又在晚上出门，等到人们都劳作回家之后，一家一户的走访。那段时间，人们都害怕他了，早早的将门关上。见状，他开始会敲门，门不开，便换成脚踹，直到开门为止。为了修路，他各种手段都使了个遍，甚至拍胸脯承诺自己一个人出资两千元，而每户只需出一个劳力。
终于，在取得三分之二的人的支持后，又经过一个星期的商量和实地走访，他一个人确立了整个路线的方案。
2005年春，村上所有支持修路的人全都聚集在了村头，动工仪式启动。那时我在上小学三年级，虽然不明白修路的所带来的含义，但我知道路修好以后，我就可以看见他的摩托车了，我心里也跟着大人们一起高兴。
当时，挖机还不像现在这么应用普遍，所以整条路的修建都是靠人工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，每家一个劳动力。一周之后，反对的人也都陆续加入了修路的大队伍。
村上的孩子，包括我，每天放学之后最快乐的事儿就是一窝蜂地跑到修路的队伍中去，像一个个小监工一样，去查看修路的进程。偶尔，我也会去拿着锄头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挖几锄头，仿佛也为这条路贡献了自己力量。要是遇上大石头，力气大的男人们便会围成一个半圈，用手伸进石头的底部，像推陷在泥坑里的车一样，将石头推进沟里。
三个月后，这条村里通向外界的路基本竣工了，长两公里多，宽约三米五。据说，这是整个乡里第一条群众自发修建的公路。
这条路刚好经过我家门前，祖父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拿着扫把在上面扫，一扫便非沿着公路扫到下一户人家门前不可，似乎宣告扫过的这段路都是自己的领地。第二年夏季，自行车也在村里流行起来。傍晚，天还没黑，每家每户有自行车的小孩都骑上自行车在马路上追赶，过一下瘾，而没有自行车的孩子就坐在后座上喊加油，一天的劳累全都随风飘散了。
后来上了初中，镇里的路全都成了柏油路，车辆在上面快速地行驶；上学的小孩穿着干净的运动鞋上学；祖父扫马路扫得更加卖力。平常天，你坐在院子里便能听到许多小商贩的叫卖声：“塘坝烧腊，卖塘坝烧腊哩……”自从有了这条路，慢慢地，村里的水牛全都消失了，变成了机器耕作；收割时，车驶到田边，将用口袋装好的稻谷扔进车仓里，一次可以拉上几百斤。现在，国家的各种惠民政策给人们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，各种家用电器在农村普及，“两不愁三保障”落实到位。许多家里甚至开起了四轮的小轿车。
看着偶然拾得的水胶鞋，使我想起了以往冬日里穿水胶鞋上学的窘迫，想起了那些看似遥远，又离我很近的日子。
（获全省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主题教育征文演讲比赛”三等奖，被2020年6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轨迹》收录）
